观点:强制中性化名称显"尴尬" 掸去浮尘谈何容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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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稿件来源:贝克足球

  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  2020赛季中超、中甲均已落下大幕,相较于资本投入和市场关注较低的中乙,中超和中甲的结束通常也意味着下一赛季准备期的开始。

  就2021赛季的准入而言,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了34支球队、特别是中超球队的面前:俱乐部名称中性化。

  应该来说,中国足协的初衷是无法指摘的。

  过去十年,是资本在中国足坛大行其道、空前泛滥的一个时期。

  极端的泡沫化在十年间压垮超过30家中下游小微球队、并无限抬升中国职业足球运营成本的同时,也使得所谓的“职业化”诉求,在中国足球的环境里发生了某种异化。

  在过去,行政足球当道,不论是投资人、媒体还是球迷均叫苦不迭,“公权力是万恶之源”这一共识性的评语成为中国足坛的万能铁律。

  整整二十年前,重庆隆鑫(前卫寰岛)2比2战平北京国安,由于主裁陈超数次做出不利于重庆的判罚,赛后发生了严重的球迷骚乱。

  次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主管体育口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,亲自就当役做出内参批示,并于三天后交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手中。

  震怒的袁伟民立刻唤来刚刚上任足协主席的阎世铎,并予以一顿痛批。

  中国足协对于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再次以息事宁人而了结——就像他们在处理一年前的渝沈之案那样。

  阎世铎召集了甲A、甲B所有俱乐部投资人,传达了中央的精神,并告诫“不可再发生如此祸乱”……

  然而那起“官哨”的起因,恰恰是此前北京国安由于小王涛被追加处罚而扬言退出5月18日做客重庆的比赛(当时国安董事长李世林召集百名记者大开发布会、痛陈不公),从而引发足协的惶恐,以致于在重庆vs国安的比赛中派出了“官哨”,以安抚国安俱乐部的情绪。

  到头来,傲慢的足协还是没能就事情的来龙去脉,给公众一个清晰的解释。

  十几年后,当资本取代了权力、成为足坛新的话事人、即新的规则解释权的持有者时,正如2010年怀揣巨资入局的恒大,甫一登场就驱逐了广州足协的势力:“他们都是一帮陈旧的老人。”

  当资本凌驾公权,“什么是职业化”的问题其答案也就被彻底绑架:去公权化,去国有化。

  不论是恒大挥斥方遒死死压制住了中信国安、鲁能泰山等国资俱乐部,还是2016年之后连国家队和U23国家队都日趋外包化——凡是行政屈首于资本,似乎在足坛的新境下,就是所谓“职业”的写照。

  然而,这样由资本打造的“职业狂欢”,到底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呢?

  是这十年中超保级的成本都飙升到8亿/年,还是85后至今的四代中国国脚拿着世界足坛通用标准内的“反标准”的巨额酬劳?

  资本足球的风,刮了十年,既没有重温2001年五里河出线的旧梦,也没有再捧出任何一代叫舆论眼前一亮的新人。

  反而,廉颇老矣的85一代却恰恰是最后一批拿得出手的中国国脚。

  他们淬生于1994年职业化之前的体工时代,他们也奉献了中国男足最后两次能让人略感欣慰的演出(俄罗斯世界杯亚洲12强赛、2019阿联酋亚洲杯)。

  因而,扑灭资本的邪风,正当其时。

  那么如此正当的政策,为何会遭遇民情反噬?

  只能说,从1994年一开始,看似由行政力量主导的职业化,其根子就是依托于资本。

  这便导致了中国足球严重区别于欧美社区足球“城市至上”的原则,致使资本摇摆于“底蕴雄厚”和“尾大不掉”之间。纵使阅球二十年的中国老球迷群体,也很难就取舍队名而自圆其说。

  以两家江湖地位深重的民企俱乐部——上海申花和大连万达/实德为例,不论是申花集团的郁知非,还是万达集团的王健林,亦或是实德集团的徐明,“以球及政”,都是掩饰不掉的初始诉求。

  这就是‘尴尬’。

  意甲的罗马队,美国资本来来往往,但他永远叫罗马;国际米兰连续被亚洲资本交换,但他永远叫Inter

  可以这样直接了当地说:巴萨球迷可以干脆利落地高呼:“Som barcelona!”,皇马球迷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振臂:“hala madrid!”——可是对于中国的上海球迷和大连球迷,“申花”和“万达”,从一开始就写在挥舞的旗帜上,资本的痕迹根本抹擦不掉。

  这三家企业的名字,甚至随着上海前陈姓市长和大连前薄姓市长的落马,一度意味深长。

  当“申花”、“万达”、“实德”在虹口足球场或金州体育场的看台上其意义早已超越企业、成为球迷一个单纯的信仰词藻时,作为高层的商业管理者,依旧没有办法自欺欺人地用一句“这不过是一个足球队名而已”来搪塞。

  1999年,这是陈市长之子陈维力在申花俱乐部挂名总经理(虽仅挂名,薪水并不少拿)的最后一年;同在这一年,四年前申花的冠军主帅徐根宝却在大连举步维艰,从意气风发的“要为大连城庆100周年献礼”,到黯然失色的“即便走人,我也要和薄市长打声招呼”,只需要5轮。

  “一支球队代表一座城市”,这是90年代启动职业联赛的口号信念之一,可是事实上没有一家俱乐部以纯粹的地域命名,不论是明面的后缀还是背后的实质,均可一窥资本种下的影子。

  也许申花和大连在今天都很“幸运”,一个已经几乎成历史词汇,另一个更是主动自我蜕变为“大连人俱乐部”,但同样的尴尬,河南建业、长春亚泰等企业队伍根本避免不掉。

  哪怕在河南球迷、长春球迷的眼里,“建业”和“亚泰”仅仅是个足球词汇而已。

  去除资本对中国足球的袭扰,这是当下新足协班子上任一年半以来着力进行的变革:颁布各种帽、施行空前严厉的限薪令、升级为A类准入的中性名……

  初衷让人鼓掌,但现实的尴尬同样让人冷笑。

  历史遗留的问题,让人忍不住回看历史。90年代我们开启的所谓“职业化改革”,它真的是以一座座城市为单元、为基准,还是以这些城市内的企业、投资人为坐标呢?

 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倡导了四种俱乐部形式:①由政府或体委兴办;② 体委为主企业协办;③ 企业为主体委协办;④ 企业或个人兴办。

  最终的结果是,八一队解散后,前两种不复存在,后两种、尤其是最后一类纷纷登堂入室。

  如果近三十多年前,从一开始我们走的就不是欧洲式的社区足球——即先培养基层足球人口、进而组建可以自我供血的职业俱乐部——而是上来就压根是依托资本所打造的空中楼阁,那么强行而为二十年之久,又怎能在二十年后反向强求另一个极端呢?

  大幕拉开时就沾染着灰尘,如今想要掸去,谈何容易?

  直到今天,中国足坛这些企业队们依旧无法自负盈亏、依旧在靠着母司注血求生存、依旧在发生股权变动后就得立刻更名改姓,万达变实德、医药变恒大、舜天变苏宁、力帆变当代…

  这个时候,强制要求名称中性化?

  ‘尴尬’,实在是一种很无奈的局面与情绪,因为它往往意味着无解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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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@ 20-12-19 09:37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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